老赵：我们为什么在大学开“猫课”？
赵凯（猫课班主）
采访者：南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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猫课是什么？猫课中有什么生命教育的内容，老赵又做了哪些和生命教育相关的事，他对生命和死亡有什么样的看法？大学校园里应该如何营造生命教育的青年空间？
人死后的世界是什么样的？人为什么会排斥死亡？熟人的死亡和陌生人的死亡有什么不一样？什么时候接受死亡教育比较合适？生命教育应当采取怎样的形式？未来有可能在学校引入生命教育的相关课程吗......
南都观察：前几天您又给大一新生开展了“在生命的一端”这个讲座，我们也了解到，2019年您就给戏曲学院开设过这个讲座。这个讲座是如何开始的，又为什么以墓地为主题呢？
老赵：之所以开始这个讲座，是缘于我在2018年开始认真地逛墓地。墓地只是一个线索、一个素材。我希望最后形成一个“墓地行走”的项目。我们类似于导游，甚至可以拼接出一个我们所在城市的墓地地图。
以这个素材为契机，可以衍生出很多好玩的玩法。比如说我们组一个团，专门去看老舍先生的墓地。在那个墓地里，有可能还有很多其他人的墓地，顺道就都看了。这是一种玩法，就是站在生命的一端了。
然后借着这个玩法，我们也可以提前形成一个组，先聊一聊为什么想去老舍墓地，以墓地作为一个线索，它就成为一个青年空间。回来大家可以再聊一聊访问的感受，如果有意愿，我们还想邀请大家成为“墓地行走的导游”，甚至于“墓地发现者”。
▌契机：“人都得死一遍”
▌猫课：“生命应该被好好看见和关照”
南都观察：在猫课中，您觉得有什么跟生命教育或者死亡教育比较相关的部分吗？
老赵：泛泛地说，我觉得猫课里所有的项目都跟生命教育相关。比如说猫课里面充满了联结的设置，那是有关“关系”的部分。所以这届猫课很多部分不能线下完成，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事。线上的联结和线下的联结是很不一样的，这是疫情带给我们的影响。“生命盒子”是我们和自我对话的过程；“一个人的一天”是打开生命可能性的部分，是解构意义的隐喻；“简影”就更是通过联结、观望他者，来理解自己的部分。我觉得这些都和生命教育相关。所以如果你问它属于生命教育这个大系统中的哪一个，我想不出来，但我觉得它们都是和生命相关的。
我擅长的是抓住我的素材，包括墓地、口述史等等。我是一个点火的人，我不是一个搭建房屋的人。我觉得人是一个整体的，我们让他对自己开始有一些启动，有一些觉察和反思，会有一些新鲜的东西透进生命来。让他觉得，原来除了我们的常规生活以外，还有很多很多生命的面相值得去探讨，而且有人也愿意支持他去探讨，有这个空间探讨。我觉得这是我想做的。
南都观察：所以猫课其实有点像在生命教育这个小区里的一栋房子，而墓地行走、讲座等其他您发起的活动，就像是死亡教育里的，像你刚刚说的一些火花。
老赵：可能是吧，我也不太知道。我个人不太喜欢窄化任何东西，我觉得没必要。“定义”可能只是因为我们言语太匮乏，或者我们的能力太局限，必须得把它分类、窄化。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，我们作为一个整全的人在感受这个世界。人启动哪个部分都可以，他就把他的生命活性调动起来了。生命活性一旦调动起来，他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就发生变化了。他愿意跟别人去接触，他愿意去好奇。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的议题可能就会好玩起来。
当然很多时候，每个人的生命都没有好好地被人真正珍惜过、被看见。我是个咨询师，我能够看到大量的青年人怎样慢慢地被异化、工具化，被生存的焦虑，被别人灌注的意义，什么是好啊对啊，等等这些完全异化了。被捆绑，深受焦虑。每个青年人都有呐喊的阶段，内在的、无言的、无声的那种呐喊。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们的生命都没有被好好看见和关照。
做事情当然有对和错，或者风险大，或者更安全，或者得利更多等等，但这些可能都不是最重要的。因为在这个时代，我们还没经历战争，但我们身上的焦虑好像比战争的焦虑更大。我们心里的焦虑好像远大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。它可能是我们生命里面权威的人、周边的人通过某种权力运作强加给我们的，但未必是我们自己的生命经验。
猫课可能做的，就是让他恢复原本的一个更松弛、更有趣的状态，去探索自己、和世界发生关系。人松弛下来，就舒服了，舒服了就有创造性，有创造性就有可能性。然后生命就开始变得有活性，而不是被捆绑。
我还有另一个观察，我们几年前开始做“一个人的一天”时，校园里面其实很少有这种类似行为艺术的事情。但我现在好像经常在校园里面看到类似的事情，比如这里出现了一个盒子，那边又......这其实挺有意思的，它象征着两个部分，一是我们青年人开始有表达，用这种有意思的方式表达；二是可能我们确实被封得太久了，要努力地创造一些空间来表达。这个挺好，以前完全没有，但这一学期我看到好几次，我就觉得很有意思。
我跟猫董（参与规划猫课内容的往届猫课成员）讨论说，咱们要不把这校园里的某个椅子定义成猫课的秘密基地。将来在后猫课时代，大家愿意做点什么，都可以放在那儿，一放在那儿，大家就都知道这是猫课的。这个校园其实自然地就应该充斥着各种的秘密基地，对很多人来说，这是他和校园发生生命关联的方式。
南都观察：感觉您很像一个设计师，想把这个校园设计成青年空间。不是说实体空间，而是只要有人，就可以开展活动的、不固定的空间。
老赵：对，大学不就应该是聊天的地儿吗？大学不聊天干什么？老师不就应该跟学生聊天吗？老师不聊天，怎么能叫学校呢？要不然你就变成研究所，对吧？你就专门做研究就完了。但大学不是，在大学的氛围里面，作为学生，你的生命应该有进展。这个进展不光是专业的学习，而是你可以在这里去选择生活方式，去选择接近一些或者高山仰止、或者奇形怪异的人。我觉得大学是帮助你打开可能性的，这是大学作为一个生命空间的意义。
南都观察：其实生命教育就是这样的。
老赵：其实我不喜欢把“生命教育”逐渐窄化的过程，把生命教育单独提出来，强调它的专业化，以证明这是个挺重要的事情。教育本身都是关于生命的。比如我是一个心理老师，我做的就叫心理课堂。这个太低级了，我从来不把猫课当成我的心理课堂看待，因为所有的素材都映射着心理。我觉得校园里面所有的人都应该有一些如何看待生命和成长的理念。
将近20年前，在中国香港和台湾那些青年教育机构，经常会提到“生命影响生命”。现在说起来就很普通，但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说非常震撼。能对生命有影响的，一定是另一个人。就是一个活的东西对另一个活着的东西产生了影响。那个时候非常有感触。大学里面所有活着的东西都应该对人有影响。无论你是老师、清洁、还是宿管阿姨，还是这些鸟呀，树呀什么的。
这个大学里的鸟你认识吗？有什么样的鸟？这个树是怎么样的？了解你所生活的地方，让你的生命和它有关联。我们在地性的这些资源对我们生命的启动足够了。有很多活着的东西，我们都没有好好地看，好好地去开发，好好地去理解。每时每刻都是生命教育的素材或者契机——我们食堂大师傅怎么打饭，我们怎么称呼我们的宿管阿姨？原本我们可以去做很多事情。当然，这是蛮理想主义的（笑），但我觉得大学是一个充满了生命教育契机的地方，因为它本来就是这么一个空间。
南都观察：像我们之前参加的“寻墓向山行”的活动和“在生命的一端”的讲座，您在做这些活动的时候会有什么期待吗？
老赵：我相信无论去八宝山革命公墓，还是向山行，这都是他们生命中没有经历过的，它是一个独特的记忆和经历。如果按照马斯洛的理论，这可能是一个高峰体验，这样的记忆一定会记得住。无论到什么时候，去过的人都会想到大学的时候，他曾经跟一个老师——我的名字他都可能忘了、契机也可能忘了——还曾经爬过山，还去过山上看墓碑。
生命教育还有一个部分，就是我们怎么去创造人的记忆——多元性的、独特的、带着感受的记忆。我有一个野心，我希望能在跟我接触的这些学生的心里插几个旗子，或者钉几个钉子，就这样楔在那儿。他一定能回想得起来，想起他遇到的一些有意思的素材，同时他的生命也被好好地关照，他在问自己一些问题。
这个就是我希望的，我并不期待他们一定能到哪个地方，或他能从这里面获得什么，这些我都不管。我就是把他们带到那里，剩下的事情是他们的。每个人的天赋、资源也都不一样，但是这个记忆一定是实实在在的，就楔在那儿了。然后也许未来某一天这些记忆会成为一个素材，让他们进行反刍。
南都观察：听起来像是您把东西搬到他们面前，让他们去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记忆，保证他们一定会有这个记忆。但是这个记忆是什么样的，您不负责，也不管。
老赵：至少不是糟糕的记忆，对吧？他从山上掉下来的话那就是糟的（笑）。我们其实选的都不是很险的路，我在带你们去之前也和猫课助理们走过了，还是要保证安全。
南都观察：那您是怎么想到时隔12年，又带大家去山里走一遍的？
老赵：这条路其实是2019年，我看到音乐学院孟维平老师带他的学生走的，他们管这叫“音乐之旅”，因为一路上有很多音乐大家的墓。我知道之后，就跟着他们走了一遍。
我觉得青年人在教室外的样子和教室内的样子、生命状态是不一样的。尤其是在现在疫情的情况下，我们有机会带着他们出去是很难得的。我印象特别深，大约12年前，2010年的时候，我带着第九届猫课的学生去爬山，鹫峰还是箭扣，我忘了。有个学生说，我终于有机会能跟老师出来爬山了，我们从小就盼着跟老师走走。但是后来老师都怕担责任，不去所谓危险的地方，更有意思的地方。
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教育里面非常缺憾的一个部分，就是教师作为一个生命体，怎么去跟学生交互。教师的生命体跟学生的生命体连在一起，怎么又共同被抛掷在一个或者跟自然相关的，或者有趣的素材下，然后让我们可以有一些生命之间的联系，而不光是教学的关系。
▌对好奇的回应
南都观察：我在来之前向大家征集了一些对生命和死亡、生命教育这些议题的好奇，能否对其中您比较感兴趣的回应一下？
1、“什么时候接受死亡教育比较合适？”
老赵：就是在你第一次接触到死亡的时候（笑），就是非常合适的。如果我们幸运的话，通常第一次接受死亡可能不是从挚爱的人那里，可能是宠物，或者是一个玩具。其实死亡教育如果更宽泛来说，跟丧失相关，就是你怎么去面临一个东西的离别。你怎么让它活在你的心里等等。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个很好的机会。
如果真的是亲人离开的话，你可能会经历一套仪式的流程，这都是很好的教育机会。当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——什么时候接受死亡教育比较合适——这就意味着，我们认为死亡教育是个事儿，它游离在生活之外，我们得去特别选择时刻，特别地被教育。但事实上并不是，你生活中常见的，树叶掉了，它都死了呀。我老说秋天满地都是尸体，那你怎么去面对？其实这些就是很好的可以讨论生死的契机，尤其是对小孩子来讲。
2、“部分人为什么会排斥死亡？”
老赵：因为他不舒服嘛（笑）。第一是生理上的不舒服，第二是我们这个时代都比较排斥一些深刻的内容。深刻是比较辛苦的。也可能不是真的排斥，可能是因为没有好的机会，我们也没有给他好的机会，让他觉得这个是可以谈的。
3、“面对认识的人的死亡与陌生人的死亡，有没有什么不同？”
老赵：那肯定有不同啊。这么说的时候，这个死亡就是一个具象的死亡，不是一个观念的死亡。人就是有亲疏远近，有爱恨。我恨的一个人死了和我爱的一个人死了，肯定不一样。所以认识的人的死亡，就是一个具象的死亡。
人大概要分两种生活，一种是观念的生活，一种是具象的生活。在具象的生活里面，人们要怎么去爱和珍惜身边的人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陌生人的死亡就更像是一个死亡议题，是一个观念性的死亡。在这个层面上是不一样的。
观念的生活是为了让我们遇到具象生活的时候有所准备，这像是某种思维的训练和视角的练习，让我们可以做好充分的准备去面对具象的生活。而教育就是从具象里面再往上抽出来一些观念的部分，抽出观念的部分之后，还得再回到生活当中。循环反复，不断相互促进。
后记：
采访老赵，缘起于编辑部一个关于“生命和死亡教育”的讨论。中国社会避讳谈论死亡的话题，我们生活中也往往缺乏生命教育，而当下，部分青少年被迷茫和焦虑包围，大学校园里流行起养纸狗、操场爬行、发疯文学等行为艺术表达，让我们更加好奇，如今的大学里，生命教育是怎么做的呢？
老赵的猫课是我们找到的一个很有趣的例子，在采访中，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在系统地、一本正经地做“生命教育”，然而从他的课程内容和活动里，我们无处不感到，这是在点燃生命，创建联结，帮生命去感受生命，以及，死亡。